文化中心是黄金时代的晴雨表。站在西方视角，我们不难发现全球文化中心的流变：从雅典、罗马、巴格达、威尼斯、阿姆斯特丹、伦敦，一路到纽约，这也是为什么本文一开始就要比较巴格达和伦敦的原因。1970年代，当被问及为何从伦敦搬到纽约时，列侬回答说：“如果我生活在罗马时代，那我当然会选择住在罗马。还能去哪里呢？”
过去一百年，文化中心为什么会从伦敦迁移到纽约？俾斯麦的一句话很值得咀嚼。俾斯麦快要去世前，有人问他，20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是什么？俾斯麦的回答是：美国讲英语。
托克维尔说，美国人其实就是不再被“压迫”的英国人。美国独立战争中，英国人为什么会失败？原因很简单，这不是一场针对其他国家的战争，而是一场针对自由的理念的战争，英国人怎么可能获胜？
美国的制度不仅源自英国的传承，也能够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演化。比如在20世纪初，一种既加强监管（打击寡头）又具有去中心化特性（鼓励市场创新）的体系，推动美国走出马克·吐温所称的“镀金时代”——强盗大亨统治的寡头时代。
为什么个人电脑最先在美国发明？为什么美国推动了从计算机到移动互联网的一系列创新？因为美国有去中心化的土壤。联邦制不仅为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实验场，也为技术变革创造了条件——因为允许发明家们自由地在各州之间流动，从而为创新提供了更多的机会。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，硅谷之所以能够成为创新的摇篮，在于没有传统的工业历史，不受现有经济与政治结构的束缚，这种环境非常有利于创新的发生。硅谷的历史表明：一个充满竞争精神且具有去中心化特性的市场体系，是实现创新的关键。尤其是当人们可以自由地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时，创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。
美国的企业逐渐转向那些能够跨越国界、实现各行业之间紧密连接的开放型系统，这最终推动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，开启了新的时代。
到了20世纪90年代，日本和西欧之所以在经济发展和创新方面再次落后于美国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路径依赖，他们在赶超阶段获得强有力的政府支持，而互联网革命则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，需要转变增长模式，重新拥抱去中心化的策略时，他们却没有及时转轨。
反观当下，美国正在否定自己，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西方学者深入反思的原因。开放的边界让美国得以坐享全球的人才红利，开放的贸易也让美国的消费者拥有物美价廉的商品，而这些都因为关税战而走向反面。同样，有为政府需要打破既得利益的掣肘。当美国的知识阶层无论左右都在追问“为什么美国无法建设了？”这一命题时，他们很清楚困扰华盛顿多年的僵局（gridlock）本质是既得利益，比如邻避主义限制房地产开发，导致硅谷这样的繁荣地区房价飙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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